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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1年闽西肃反为省子弹用马刀砍至6千余人死

2016-11-29 来源:奇趣堂 责任编辑:小编 网友评论
【导读】: 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,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,损失极其惨重,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,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,只是在上世纪80年...

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,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,损失极其惨重,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,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,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,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,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,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、牺牲者,计有6352人。

1931年闽西肃反<wbr></a>为省子弹用马刀砍至6千余人死

中央4月4日的指示信,打开了滥抓滥杀的大门。在这场红色狂潮中,约有6350余名党政军干部死于非命

时间到了1931年春光明媚的4月。4月4日,王明把持下的中共中央,从上海发来了《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——目前的形势和任务》,根据特委刘肃“社党”的报告,作出了具体的指示:“闽西的社会民主党、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,都是敌人积极地打入到党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活动。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,必须予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!”

邓发、林一株等人阅过此信,精神格外振奋。在这之前,他们对于处决林梅汀等17名“社党”分子、出兵讨伐傅柏翠,心里有些不安。现在,得到中央的首肯,说明他们是干得对的!林一株尤其激动,在其后的传达中央指示的会议上,林一株喊出了“抓尽一切社党分子,杀尽一切社党头于”的口号。

会议结束的当晚,林一株指挥抽调来的一个营,将与卢肇西一道被捕的红12军的40多个排以上干部,每人用长绳捆住一只手,在火把光的照耀下,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着“移牢”。当经过一处僻静的山坡时,突然停下来,宣布对这些人处以死刑。为要节省子弹,没有开枪,一律用马刀砍,用梭镖刺,然后挖大坑集体掩埋。临近午夜子时,林一株亲自指挥一个排,一鼓作气地处决了曾牧春、谢宪球等15名“社党”分子。

肃委会夜以继日地在行动,不停地抓人杀人。各县的肃委会也不甘落后,掀起了清肃“社党”的高潮。有的地方层层加码,以示斗争的坚决。改组后的永定县委作出规定:“如有各级党部及机关不坚决地执行肃反方针,宜当彻底改造。”“应把反‘社党’工作中表现犹豫的坚决清除出党。”而在实际做法上,只要有人被认为肃反行动不力,或表现出思想上的犹豫,就会被戴上“社党”分子的帽子,抓起来予以刑讯。这使得干部人人自危,被迫表现出积极投入斗争的姿态,以求自保。一时间,肃“社党”成了党政军机关、民众团体一切工作的重心。

运动铺开,各地抓捕的“社党”分子越来越多。按照休一株在虎岗审判大会上宣布的三条惩办原则,起初的半个月,各机关、单位和部队无论抓捕犯人还是处决犯人,都得上报肃反委员会,取得批准。后来要抓要杀的人越来越多,肃委会来不及作出批复,干脆下发了一个文件《闽西苏维埃政府第25号通告》,作出了新的规定:“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,可以先执行,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。”

第25号通告的新规定,打开了滥抓滥杀的总闸门。狂潮起处,人头纷纷落地。被处决的“社党”分子,十有八九是各级党组织、苏维埃政权中的中坚分子,相当部分是闽西各地红色区早期的创始人。不少地方一次又一次地宣布破获“社党”机关,出现的名称由“社党”支部,上升到总部,直至各级“特委”。闽西苏区的最高红色政权——闽西苏维埃政府,35名执委与候补执委,半数以上的人受到牵连。有的正在主持会议,就被突然而至的保卫干部,用一根绳子反捆两臂,锁住喉结,在人们的目瞪口呆中押走。中共龙岩县委,曾三次宣布破获“社党”地下县委;就是一些区乡的少年先锋队,也发现了“社党”组织。

之所以那么多的党员、干部被打成“社党”分子,主要是根据口供抓来的,抓来就审,以刑逼供,然后按口供再抓,越抓人越多。判定“社党”分子没有明确的界限,按照特委的文件规定,一些平时工作上犯有错误,或者消极落后的干部,一概可以视做“社党”分子。正如特委在“特字一六二号”文件中规定的那样:“这些分子,虽然不是社党成员,但实际上是社党的表现,是社党发展的对象。”左倾到了极点的肃反路线,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天网,只是需要,什么人都可以收捕其中。

中共永定县委,是处决曾牧春后改组的,由原县委常委、秘书长张觉先代理书记。张主持县委工作正好25天,就被县肃反委员会主席在全县的党团联席会议上宣布是暗藏的“社党”,就被逮捕起来。同时被捕的还有县委常委、组织部长郑世明等13名干部。这些被破获的“社党永定县党部”成员们,只在临时牢房里关押了一夜,每个人“过堂”一次,翌日上午一处山野荒地就成了他们的归宿。一个代理县委书记,竟由一个县委属下的肃委会主席主宰了命运,在“肃反中心”论指导下,当时政权混乱情形,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中共杭武县第五区的区委书记伍超然,没有及时按照县肃委发来的名单抓捕“社党”分子,第二天下午就被赶来的特派员下令逮捕,被抓的还有区委的主要干部12人。第三天上午,第五区举行公审大会,集体处决这个升格为“社党杭武特委”的成员们。根据杭武县肃委会1931年6月1日编的《革命法庭》记载,这12个干部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,最小的才16岁。

滥抓滥杀的红色狂潮,冲击着闽西苏区的每一个角落,引起党内外干部、群众的极大恐慌,不少的干部被迫避居山林,有的村庄的农民也集体逃离;至于红军部队当中,有的战士害怕突然间灾祸临头,相邀开小差逃走;还有些地方的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,被迫进行武装对抗。

杭武县第三区,因为没有在讨伐傅柏翠时跟着去打北四区,从区委书记何登南、县赤卫大队直属的三大队政委陈锦玉,到一些乡苏维埃干部、赤卫队战士,共有200多人被指控为“社党”分子,拘押于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白砂镇。暂时没有被抓的大队长李真、副政委张纯铭、副大队长邱子庭等人,眼看着这么多的同志、战友,将要背上“社党”分子的黑锅做死鬼,大家又气又急,就扣押了专门检查肃反工作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罗寿春,强硬地逼迫他手写了释放关押在白砂镇的200多名“社党”分子。拿到条子之后,李真指挥第三大队围住了几处临时牢房,迫使守卫人员放出了这些人。

中共闽西特委在获知这一消息后,认定是一场“社党”发动的反革命暴动,立即调集红12军一个团开赴杭武第三区,消灭第三大队。5月29日,被包围的第三大队除少数人突击逃走,大部分被缴械拘捕,前几天被救出来的人也多数重新被捕。6月1日,特委召开紧急会议,作出决定:“对于已经归捕的‘社党’分子,应多方设法审讯,以破获其整个组织,同时要很快地处决!”(见于《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关于杭武第三区事变的决议)

巨大的灾难降临了。路边的许多群众心房在颤抖,在痛苦地流血。他们闭上双眼,不愿意目睹那悲惨的一幕:李真、张纯铭等第三大队的干部,包括许多战上,被武装押送到村埂外的山脚下,从那儿传来了一阵阵枪声……

红色狂潮的猛烈荡涤,使得闽西苏区元气大伤,损失极其惨重,究竟有多少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蒙冤而死,历史档案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,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,经过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的调查核实,才大体有了一个数字,即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、牺牲者,计有6352人(见于1986年5期《党史通讯》中《闽西“肃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》!

从保留下来的历史材料中,可以看到当年“印记”。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2月19日,在给闽粤赣省委的信中讲道:“这一非常事件,给闽西党的创伤是严重的,党员人数由原来的8000人减为5000人不到。”闽西团特委1931年7月12日在给苏区团中央的报告中,也讲到团组织陷于瘫痪的情状:“全区30个区委中,只有1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。团的组织生活及中心工作任务,发生极大的困难。尤其是新干部幼稚,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绪。” 、比各级党政组织解体、涣散更为严重的是,在面临国民党军队第三次“围剿”的严重敌情下,大批红军指战员在清肃运动中无辜受害,致使战斗力严重削弱。中共闽粤赣特委于1931年5月1,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,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:“红12军在这次清肃之后,内部的确万分成问题,战斗兵的减少,指挥员的缺乏,以及士气勇气的减低,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。”由于红军力量的削弱,国民党军队加紧了对闽西的进攻,苏区的红色政权由原来的48个区,锐减到22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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